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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诗人左丘明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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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丘明与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孔子与其同好恶,称其为君子,是一位品德高尚,值得尊敬的先儒、先贤。左丘明的著作及其学术思想是儒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左传》作为一部记述详备、论述精辟的编年史,具有很高的史学、文学价值,又是一部著名的军事著作,是中国历史经典之一。

先秦诗人左丘明简介

  【诗人简介】

左丘明姓氏、名字问题颇为复杂。一说复姓左丘,名明;又一说左氏,字丘,名明;一说原为姜姓,出自太公少子,初为丘氏,后改左氏。其中,复姓之说无据,难以成立;“丘”、“明”于义不相应,颇难合为名字;按新发现《左传精舍志》及近来学者研究,当以原为姜姓,出自太公少子,初为丘氏,后改左氏,名明近是。

左丘明籍贯,一说为鲁国中都人,一说为春秋末年鲁国都君庄(今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人,按新见《左传精舍志》,当以后说近是。

左氏世为鲁国太史,至丘明则约与孔子(前551-479)同时,而年辈稍晚。他是当时著名史家、学者与思想家,著有《春秋左氏传》、《国语》等。他品行高洁,为孔子推崇,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即与其同好恶;汉司马迁亦称其为“鲁君子”,且以“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为己著述《史记》的先型典范。

左丘明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其所著《春秋左氏传》与《国语》二书。左氏家族世为太史,左丘明又与孔子一起“如周,观书于周史”,故熟悉诸国史事,并深刻理解孔子思想。

《左传》、《国语》对中国传统史学影响深远,对司马迁的《史记》创作尤其具有重要启发。从这个意义讲,左丘明堪为中国传统史学的鼻祖之一。后世或称其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或誉为“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历代帝王多有敕封:唐封经师;宋封瑕丘伯,改封中都伯;明封先儒,改封先贤。今山东泰安肥城市建有丘明中学以纪念其乡先贤左丘明。

  【文学创作】

左丘明相传著有《左传》、《国语》两部文学巨著。《春秋左氏传》多以史实解释《春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以记事为主,兼载言论,叙述详明,文字生动简洁,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既是重要的儒家经典,又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国语》分别记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前967年-前453年)周王室及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史实,偏重记述君臣言论,为中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一部纵贯200余年、18万余字的《春秋左氏传》定稿,其历史、文学、科技、军事价值不可估量,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所推崇。《左传》记事相当详细,对历史事件一般都能做到首尾完整。此外,《左传》还吸收了其他史体的长处,把其他史体的史料按年代顺序组织进去,使编年体史书达到基本成熟的程度。所以,《左传》是中国第一部真正名副其实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不仅如此,在历史编纂上,《左传》还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它在编年记事总的格局中,富于变化,有时着意写一件史事的本末原委,有时集中写一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和活动。这不仅拓展了编年体史书在写人、记事方面的容量,而且有助于弥补一件史事被相关年代中其他史事割裂的缺点。另外,在编纂学上,《左传》首创“君子曰”一栏。“君子曰”以议论形式升华史事,为史书作者发表一家之言提供了园地,成为一种优良的史学传统。

  【思想主张】

左丘明很重视礼的作用。他认为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会、造福人民的依据和手段,也是“君子”必须遵行的规范;作为一个君子,首先要把礼和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意思是:一思考问题就要想到礼,一做事就要考虑到义,不为利而丧失意志,不为义而感到内疚。体现礼的众多礼节也要和义结合,对失礼行为持坚决批评的态度。

受重礼思想的影响,左丘明特别重视个人的品德修养。这些修养包括忠、孝、信、义、让等。他认为忠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品德,忠的首要涵义是忠于国君:楚国的子囊在国君死后还不忘给他增加好名声,在自己将要死的时候不忘保卫祖国,他认为这就是忠;鬻拳曾用兵器威逼楚文王纳谏,自认犯了罪而砍断双脚,他认为这也是忠。对君王要忠,对父母就要孝。郑庄公因母亲帮助弟弟谋反,将母亲软禁起来发誓永不相见,颍考叔帮助郑庄公母子和解,左丘明对颍考叔大加赞叹,说他能爱自己的母亲,并且把这种爱也传递给庄公,是“纯孝”。信是君子的一个道德标准,它不仅表现在个人品德上,还体现在国家之间,如果国家之间的结盟不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即使结盟也没有任何意义。一个品德高尚的君子,除了讲信,还要讲义。卫大夫石砏大义灭亲,将参与叛乱的儿子正法,左丘明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纯臣”。让,就是谦让,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形成一种上下谦让的良好社会风气,那么这个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另外,君子还要从善不从恶,知道善不可以丢、恶不可以长,做到从善如流。对于那些践踏忠孝信义、品行恶劣的人,左丘明表示深恶痛绝。

左丘明认为国君也必须注重品德修养:国君要治理好国家,首先自己要贤明,做到秉正无私、心胸博大、知人善任;治理国家,还必须把德政和刑罚结合起来,用德政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纠正邪恶,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邪恶才能消除。

左丘明认为在军事上也同样要重视德和义的作用:主张战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就不要出师。这些准备包括:度德,即考虑自己的德能否争取到民众的拥护;量力,即正确估价敌我力量的对比;亲亲,即努力团结自己的亲人,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征辞,即要有开战的充足理由;察有罪,即考察有罪过的征伐目标。除了第二条“量力”之外,其余四条都与德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