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之人胡居仁散文

那天上午的十点多钟，我和红许兄等一行数人，在陆小峰老师的积极引导下，来到了余干县梅港乡的大山底子村，前往村后的狮子山南麓拜谒我国明代著名的理学家、书院教育家胡居仁先生。

大家来到村后，沿着事前割开的，铺满茅草的小道，踏着登山的石阶，来到了胡居仁的墓前。红许兄带领大家向胡居仁先师敬献了鲜花，并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大家在胡先生的墓前举行了一个简短的祭拜仪式，行了叩拜礼。形式虽是简陋，但大家的心里却都是充满了虔诚与敬意，气氛是非常的庄严而肃穆。

胡居仁墓就座落在大山底子村后的狮子山南麓，半山腰处一个向阳的山坡上，由砖石建造而成。只可惜的是，墓地上原有的那些登山石阶，墓条石、墓坊石以及石碑坊等，尽皆在上个世纪的大修水利中，被拆除殆尽。现存的墓碑为当代的人们修葺墓地时竖立的，碑上刻有“明·从祀先儒胡文敬公之墓”的字样。

胡居仁，字叔心，号敬斋，江西省余干县梅港乡人。出生在明宣宗的宣德九年，即公元的1434年，明宪宗成化二十年的三月十二日，亦即是公元的`1484年4月7日，先生病逝于社庚乡的古塘村家中，享年五十岁。

在先生致力于教育的一生中，他曾经两任白鹿洞书院洞主，为白鹿洞书院的兴旺与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贡献，因此，奠定了他在白鹿洞书院的发展史上，具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早在元朝的至正十一年，亦即是公元的1351年时，白鹿洞书院曾经被毁于一场惨烈的战火之中，书院所有的殿堂斋舍全部被大火烧成了一块平地。

这样，就一直到了明朝的正统三年，也就是公元的1438年，时任南康府知府的翟溥福重建白鹿洞书院，倡议捐俸修建礼圣殿等建筑，力图恢复宋元时期的原貌。翟溥福的这次重建，使“白鹿洞书院之名始重新名动于天下”。

接下来，到了成化元年，即公元的1465年，时任江西提学佥事的李景龄，（广东潮阳人）与当时的南康知府何浚一起，又再次倡修书院建筑，并扩增了学田、祀器、书籍、房舍，召集学生。在成化三年春，即公元的1467年春天，聘请余干名儒，布衣先生胡居仁为山长，主持书院的全面工作。自此以后，白鹿洞书院才重新恢复了正常的教学活动。这是胡居仁先生第一次来执掌白鹿洞书院，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不久之后，他即离去了。

十三年之后，亦即是明宪宗的成化十六年，也就是公元的1480年，胡居仁再次担任了白鹿洞书院洞主一职。在这一任期内，胡先生重新修订了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即广为人知的《续白鹿洞书院学规》。统共有六条：一、正趋向以立其志；二、主诚敬以存其心；三、博穷事理，以尽致知之方；四、审察几微，以为应事之要；五、克治力行，以尽成己之道；六、推己及物，以广成物之功。

纵观以上的六条，我们不难从中看出他对待教育的人生态度以及他对天下莘莘学子的期望与期待。胡先生认为，读书人首先要能够立得下大志，并且还要致力于学习圣贤之学，要立志成为非圣即贤，做一个有益于社会大众的人。

其次，他认为读书修身的关键在于“存乎于心”，而修身的关键主要是以“诚”与“敬”作为人的根本的。他认为，人心本应备通万理，而只是由于受物欲的蒙蔽和陋习的影响，才会迷失其本心。因此，要用诚与敬来修身明理，把“敬业用心”当作修身的工具与本原。

其三，他曾经在教学中这样强调说：“于圣贤之书，熟读、精思、明辨、反之于身而力行之，又于日用之闲，凡一事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动一静，必实践其迹，则所学在我，而于酬应之际，以天下之理处天下之事必沛然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读书之人在熟读、精思、明辨之后，一定要去亲身参与到事物的实践之中去，在亲身体验事物的过程中，观察事物的微妙变化，掌握事物发生变化的规律，才能让自己在处理问题时不至乱了方寸，失了尺度。

其四，先生认为每一个人，在待人接物和处事上，都要保有自己的底线，也就是人们口头上常说的基本原则，那就是要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参透并遵循事物的规律。他强调人要慎独，在接物之初，本心未萌之初，多去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应了天理还是人欲的故意膨胀，是善还是恶，是恶就要去恶，是善就要存善，这样的话，才能在待人接物处事时，不违背天理，才是正道。

其五，胡先生强调个人修身的要领在于要克已力行，要克服自身不断膨胀的私欲，不为形形色色的物欲所蒙蔽，才能认得清天理，才能获得真知，否则，仅仅只是知道事物的表面而已，断不能将它转化为自己的行动。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一生效法老师吴与弼先生，两耳不问窗外事，一心在家侍奉高堂双亲，以聚徒讲学为业。虽然身上总是穿着粗布衣服，嘴里吃着粗劣的饭食，他同样是怡然自得，身心愉悦，并无半点羞愧之意。他一生从不因窘困而辍学，更不因贫贱而丧志。

最后，他要求学生们懂得，做人就得要有宽广的胸襟，更要具备大公无私的品行，尽量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考虑自己的利益同时，也要进行换位思考，同时去想想别人，这样才能做到律己修身。

以上通过对胡居仁先生《续白鹿洞学规》的解读，我们不妨可以这样想，站在程朱理学的角度上来说，胡居仁在客观的唯心主义方面，大大地将朱晦庵的“格物致知”理论，作了一个富有意义的延伸性探索与详尽的阐述。

尽管，胡居仁在经历了“土木之变”的残酷与血腥后，一下子就看淡了政治，遂远离了官场，终生甘愿淡泊名利，但是他却并没有放弃著述与讲学。他始终以布衣自处，平日里的生活是十分地俭朴，唯有以著述和讲学来作为自己的责任。他一生致力于教育，在二十余年的从教生涯中，治学的态度严谨，常常在教学中亲自制订学规和讲义，务求学生必须做到学以致用。他认为，学习是为了提高和丰富自己，并不只是专门为了博取功名和求得闻达而来的。他一生的著述甚丰，著有《胡文敬公集》、《易象抄》、《居业录》以及《居业录续编》等作品流传于后世。

总之，先生他一生恪守心性，修身自律，以布衣凡体之躯，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栽培学生，在他为学和从教一生中所形成的思想体系和教育理念，都给后世带来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他是我国明代时期程朱理学重要的继承人和杰出的开拓者之一。明万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的1585年，胡居仁被皇帝追谥名号为“文敬”并昭告天下，将其崇祀在孔庙，与至圣先师孔老夫子在一起，共同接受后人的祭奠与跪拜。

总之，这一次的余干之行，居然给我带来了这么一个意外的巨大收获，这是我在行前所始料不及的。这一次的大山底子村之行，为我们正在探索的鄱阳湖文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方向与题材。

最为令我欣慰的是，看似这么漫不经心的环鄱阳湖游历，居然早在五百多年前，就有这么一个人，频繁地往来穿梭与鄱阳湖上，忙碌地奔波与鄱阳湖东西两岸的余干与庐山之间，为繁荣和厚实我们的鄱阳湖地域文化做了很好的铺垫，也为我们接下来要走的路，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努力奋斗的目标。

甲午桂月余干行，不意叩拜胡居仁。为学须记诚与敬，俯仰不惊自在心。

居然之人胡居仁，闲听信江起涛声。毕生不为功名累，鄱阳湖上做散人。